二胎生育意愿问卷调查谁做过?

一、二胎生育意愿问卷调查谁做过?

这种问卷比较难做,一般的话现在家庭条件好了,如果政策允许的话都是愿意家里热闹一点的。不管是从老人的角度来说或者自己来说。我家是少数民族我都是希望家里能至少有两个。

二、浅析90后生育二胎意愿及影响因素

  1。生育“二胎”的意愿与影响因素 

    从世界范围来看,理想子女数减少是现代化社会普遍发生的一种趋势。西方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从多学科的视角来试图解释生育观念的变化,并分析影响理想子女数的因素。 

    以经济学家贝克尔为主提出的生育经济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也增加,人们愿意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抚养和教育。

  总的来说,家庭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要大于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增加,因此,收入和孩子数量之间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会减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收入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在控制教育程度后,妻子的收入对其理想子女数无显著影响。

   

    现代化理论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来探究现代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本结论是理想子女数随现代化进程而减少,从个体层面来看,受教育年数越长、越重视自我发展,就越倾向于不生和少生。因为现代化社会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上升而效用降低,人们对其他消费品的偏好要超过对孩子的偏好,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则使孩子对个体的吸引力降低,受过较多教育者更容易接受强调自我人生价值的现代化观念,容易找到其他价值目标替代孩子的价值。

  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其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研究结果显示,妻子的教育程度比她的收入、家庭收入以及丈夫的教育水平对理想子女数有更强的影响。 

    生活经历分析关注的则是成长环境、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和生育经历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父母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对子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很强的正向影响,父母对子女生育数量的期待与子女的理想子女数也呈正相关,初婚年龄推迟会减少期望子女数,而现有子女数越多者理想子女数也越。

      然而,若要探究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

  因此,我们既借鉴西方的分析框架及研究原则,更注意到由于国情不同而带来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西方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 

      首先,多子女家庭在西方社会被更多地贴上负面标签,认为如果子女数量超过4个,父母将不能给予孩子很好的照顾,父母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和经济资源会减少,父母与孩子的互动也会降低,2至3个孩子的家庭规模最受推崇。

  而在中国,独生子女已经演变成刻板的社会印象,与“能力低”、“自我中心”、“自私”等一系列负面评价形成了固定的联想,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更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更能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等观念得到不少人赞同。因此,当独生子女在中国普遍成为一种负面印象时,生育政策允许将促进城市人口理想子女数为2孩的比例增加。

   

    其次,随着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在孩子教育、医疗和成家时购置婚房等方面的费用大增,孩子抚育成本急剧上升。有研究表明,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0至16岁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达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购置婚房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9万元;1/4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的50%以上。

  有理由预期,为了家庭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好的生活机会,人们对两个孩子的偏好将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然后,男孩偏好是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对理想子女数有正向刺激作用。城市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弱化了男孩与养老的联系,但男孩与传宗接代的联系则较少受到触动,城市居民男孩偏好明显减少但仍存在。

  因此,有男孩偏好者更多认为两个孩子更理想。 我们同时还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它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是生活经历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对于“一胎化”政策实施后步入婚育的城市居民而言,他们更有可能把政策生育数视作理想子女数。

   

    最后,幼年子女照顾是西方女性面临的工作与家庭角色的主要冲突。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女性在孩子婴幼儿期主要是通过中断就业或从全职工作转换为兼职工作来应对家庭与工作角色的两难。由于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远远高于男性,故理想子女数的性别差异比较明显。

  而中国城市女性大多在生育后连续就业,再加上有强大的亲属支持网络减轻其育儿负捌剐,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少,二胎意愿的性别差异将不明显。

三、生育津贴怎么算2017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其实,每个地区政策不一样,生育津贴一般都是当地的最低,工资。所以说每个地区不同的,我们这边一般最少也要将近两千块钱左右了。

四、广州人生育二孩的意愿如何?

  “广州人生育二孩的意愿比较强烈”

昨日在采访中,有计生管理人员如是对记者表示:“可以说,广州人生育二孩的意愿比较强烈。”有意思的是,此前也有北上广之中广州相比较另外两个城市更愿意生的说法。

据统计,“十一五”(2006-2010)时期,广州市年平均户籍出生人口在7万人左右,总和生育率在1。

  1-1。3之间。而在育龄夫妇大多是双独的上海,生育率一度降到世界最低的0。7。在北京,虽然主观上想生二胎的家庭不少,但实际上总和生育率仅有0。71,众多原因中,教育成本高企是最主要的因素。

家住广州市越秀区梅花村的小潘年纪轻轻已是两个孩子的妈,24岁的她21岁大学毕业后即结婚,2012年9月生育了长女,国家放开“单独二孩”后,小潘又于今年10月份再添一子。

  

小潘说,自己能够三年生两个,家庭的支持最重要。小潘是名公务员,老公是生意人,双方家境都不错。小潘说,怀上二胎后,大女儿交由婆婆带回江苏老家,现在的小儿子主要由自己妈妈帮忙带,再分别请了两名保姆。她说现在确实比较累,“非常焦心,但反正都是要生两个的,老人都说,两个孩子年龄差不多,有伴一起长大,以后会比较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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